早期的改革者

19 世纪关于品位的论争是由一群来自建筑界和艺术界的个体发起的，他们对来自于新落成的工厂的设计商品均持有高度批判的态度。

普金（Pugin） 认为这些商品是罪恶的，并将这样的反应表达在他本人创作于1812 年的著作《对比》（Contrasts ） 中。

约翰·拉斯金与普金的观点一致，推崇中世纪及自然，并在包括《建筑七灯》（The Seven Lampsof Architecture , 1849） 与《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Venice , 1951-3） 在内的一系列文本中表达了他的观点。

由于最著名的设计改革家威廉·莫里斯的介入，这场辩论超出了审美的范畴。

与之前的卡尔·马克思一样，威廉·莫里斯也醉心于因社会分工而引发的异化效应所暗含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自19 世纪60 年代起，莫里斯的写作与工作也开始聚焦于控制装饰的需求。和他众多的改革同人们一样，他对设计的早期思考是由1851 年展览引发的。

虽然他看到了工业生产所带来的问题，但是，他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反对使用机器。就莫里斯而言，由分工带来的核心问题在于异化劳动并引发了他所认为的不适当的装饰品的制作与消费。

和拉斯金一样，莫里斯深深迷恋于这些想法，他信奉中世纪并坚信装饰应当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表现自然。

他认为装饰不应该是与社会地位相关的点缀，反之，它应该是一种内在的、与使用者在功能与身份方面进行互动的定义属性对象。

19 世纪60 年代与70 年代期间，莫里斯因为他的纺织品、壁纸和地毯设计而知名。他的政治观点与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从本质上说，他试图保留制作时的快乐，并认为这代表了中世纪匠人劳作的特质。

不过，莫里斯虽然试图将设计民主化，但是他的公司为富有的客户而创作的行为却表明，要在实现这些理想的同时成功地运营企业是难以实现的。

其他许多工艺美术运动的领军人物同样在回顾过去的同时展望未来。

他们创立了中世纪风格的行会，但同时也在适当使用的前提之下接受了机器。他们的实践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想法，即维多利亚式的繁复装饰应该被简单与诚实这种新的审美标准所替代。

20 世纪早期

20 世纪初，设计与工业协会（DIA） 成立了，以早期德意志制造同盟为蓝本并展开了类似的实践。

20 世纪中期，对于欧洲的建筑与设计的现代主义，英国所持有的是一种矛盾的态度。

英国在展览中呈现自己的时候总是倡导其本土的传统，然而有时候这种传统是刻意虚构的。

在1939 年的纽约世博会上，英国所搭建的展览体现的是“过往的盛况”，标志着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决心。

不过，有一部分英国设计师确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面对了现代主义的挑战，创造出许多激动人心的新形式，它们旋即成为现代主义设计的经典之作。

有一些设计师拿起了包豪斯指挥棒，为家庭生活展开以功能为核心的设计，这一类设计体现了一种极简的、几何的美感。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 与马赛尔·布鲁尔（Marcel Breuer） 在逃离纳粹德国前往美国定居之前都曾经在英国逗留。

布鲁尔与杰克·普里查德（Jack Pritchard） 的公司Isokon 合作创作了一系列弯曲胶合板家具。

而由瑟奇·切尔马耶夫（Serge Chermayeff） 与韦尔斯·柯茨（Wells Coates） 设计的在美学上颇为激进的塑料无线电收音机也体现了包豪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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